诈骗犯深深地潜入社会，在基层有了大量的说情人。它们类似元明时期的倭寇，与不法官商勾结，名为倭寇，实大都为假倭冒充。在各地游荡，官府无能为力。各地设置的反诈中心，如大明王朝的哨所一般，人手不足。铺天盖地的反诈宣传，如敲锣打鼓的防倭体系，没有强大的军队作后盾，只是警示作用，防不了的。官府不作为，倭寇就会横行。只怪受害者自己转账有如怪乡民的篱笆墙扎得不稳。那些帮倭寇把赃物变现，从中牟利之人就像那些小厂和超市给诈骗犯作洗白渠道一样，一问是不知情，不问钱的来源。那些给倭寇带路之人回乡盖起了深宅大院，然后又从家乡带人去当倭寇。这不就是诈骗犯回流在家盖小洋楼，娶缅甸老婆，然后说赚钱了搞家庭式诈骗一样吗？朝中大员为倭寇所蔽，压折不报不奏，百姓深受其累。这不就是面对诈骗犯不作为，数额巨大的也不再通报了，任由各类征信诈骗横行。可大明王朝没有说帮倭都是穷人不处理的说法啊，戚继光、俞大猷灭倭也是防治相结合，主动出击，没有说只靠敲锅打锣就能抗倭了。只寄希望于反诈骗宣传，不调用军队和警察进行线下打击是没有用的。中国藏剑40余年，是该拿出来用了。银行客观上提供了方便，也是受益者，他们心里是不想反诈骗的。而且这么巧取豪夺，无异于杀人抢劫，而且不会被处理。受害者已经是怒无可怒了。诈骗犯比那些间谍取得的效果更大，让我们这些在红旗下长大的青年都失望了。我们呼唤有新时代的戚继光、俞大猷能站出来，带领我们消灭这些类似倭寇的附骨之蛆。